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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和广州是我国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三市郊区城市化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这里仅以京沪穗三市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就业、经济和生活方式上的几个特点进行对比，从中探讨北京的问题，吸取上海、广州发展的经验，以利加快北京郊区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一．京沪穗郊区城市化比较分析
（一）北京的相对优势
1．产业升级速度快
北京郊区产业结构非农化和非农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速度都快于上海。1995年以来北京郊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2.59%下降到11.39%，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了11.2个百分点，比上海多提高7百分点。同时，非农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升级，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13.7个百分点，比上海多提高7百分点（见表1）。
2．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快
1990-2003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上海和广州（见表2），2003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496元，超过广州，与上海的差距减小到162元。
（二）北京的差距
1．人口城乡分布差异大
从京沪穗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看，北京的城区人口相对最集中，近郊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相对最低，空间分布差异最大。相比之下上海的人口分布最为均衡（见表3）。
外来人口是近10多年城市人口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远远高于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已成为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外来人口的数量上看，北京与广州均为410万人，上海达499万人。从外来人口的分布上看，北京主要分布在近郊区，其比重55.92%，广州主要分布在市区，其比重占71.27%，上海主要分布在远郊区县，其比重高达73.88%。（见表4）
对比表明，北京的城区人口还过于集中，城市建设重点还集中在城近郊区，规划中人口和城市建设重点向远郊区转移的目标尚未实现，北京郊区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于上海。
2．乡村从业人口比重低，增速慢
2003年京沪穗乡村人口分别为360.6万人、355.9万人和280.6万人，乡村从业人员分别为169.6万人、250.05万人和146.05万人。上海乡村人口略少于北京，从业人员却比北京多80多万人，占乡村人口比重高出北京23.23个百分点；广州从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也高出北京5.02个百分点。
从1995年以来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看，上海乡村从业人员比重在高于北京14.7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增加了11.5个百分点，而北京只上升了3个百分点。
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低
京沪穗农村劳动力就业对比显示（见表6），北京农村非农就业的的水平虽然高于广州，但远远低于上海。2003年上海非农就业比重高于北京6.3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工业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高于北京25.82个百分点。北京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的就业比重高于上海。广州非农就业中只有工业比重略高于北京。
从1995年以后京沪两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看，上海农林牧渔业就业比重一直低于北京，工业就业比重高于北京，而且由于北京工业就业比重大幅下降，两市的差距还在加大；北京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就业比重一直高于上海，并一直处于上升中。
对比显示，北京郊区农村就业吸纳能力弱，程度落后于上海。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农村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比重低，非农就业比重低于上海。
4．郊区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
表7中可以看出，在人均耕地相同或低于北京的条件下，上海和广州的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高于北京。2003年上海郊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978.52亿元，是北京的235.5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55595元，是北京的238.65%，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是北京的215.68%。
电力供应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保证条件，用电量是反映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2003年北京农村人均用电量仅为1006千瓦时，不足上海的1/2和广州的1/4。
5．产业结构非农化水平仍低于上海
虽然北京郊区产业结构非农化和非农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速度都快于上海，但产业结构非农化水平仍低于上海，第一产业比重大，第二产业不发达。2003年北京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1.38%，比上海高6.68个百分点，比广州高4.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虽然高于上海和广州，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比上海低15.55个百分点，比广州低8.99个百分点。
6．工资性收入比重低
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反映出农村人口就业非农化和农村经济的产业化程度，对比显示，北京郊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低于上海（见表8）。
2003年京沪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构成对比还显示，上海乡镇企业对收入的贡献是北京的1.72倍，而北京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包括房租、利息、占地补偿）是上海2.82倍。
二．北京郊区城市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
造成北京郊区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进程推进速度不快的原因，除了受自然条件、区域发展水平和城市性质功能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最主要的是在发展思路、措施、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影响。
1．郊区城市化发展缺乏战略眼光，规划制定缺乏连续性
与上海相比，北京郊区城市化发展虽然有总体规划做指导，并原则上提出了“大力发展远郊”，“城市建设的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大力发展远郊城镇，实现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但在具体的郊区发展规划上，缺乏战略眼光和连续性，频繁变化发展重点，不利于建设项目的安排及产业的集聚，不利于有限资金的集中使用，不利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水平的提高，不利于人口规模的扩大，最终会影响通过建设郊区城镇达到调整城市功能、合理分布人口、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2．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经济联系弱
长期以来，北京与上海和广州相比，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基于市场机制的区域经济联系弱，卫星城和乡镇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局限于自身，处于封闭式运行状态，缺乏开放意识，城、镇、乡之间缺乏紧密联系。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北京郊区城镇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依赖自上而下推力，靠服务首都（既服务中心城区）发展的思维定势，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加强与京津冀区域内的其他城镇的联系，当然这里有区域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努力不够。
3．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专业化、规模生产，缺乏产业集群
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产生比农业经济更高的效益，是因为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海、广州郊区城市化水平之所以较高，也是因为他们那里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较高。北京郊区城镇的差距就在于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专业化、规模生产，缺乏产业集群，产业发展基础相当薄弱，正是这种产业支撑力度上的差别，导致了北京与上海、广州在在郊区城镇化发展动力、吸引人口、承担部分城区功能上的差别。
4．没有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的作用，对推动郊区城市化是非常重要的。广州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如广州番禺的大石镇，利用侨乡优势，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在镇上的600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使大石镇在不依赖国家和集体投资的情况下,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支持城镇发展，不仅吸收了当地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而且还吸收了来自全国的打工者，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而北京在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的作用方面还不够，思想还比较保守，各郊区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除吸引一些外来企业外，本市的民营经济还不发达，而外来企业虽然在经济上能带来一定的税收，但在吸引本地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不大，因此造成北京郊区城市化推进的速度不快。
5．城乡未能统筹协调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未能使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北京政府投资的重点同样也一直在市区，2003年城乡投资比例仍达8:2。由于长期对郊区投资不足，致使郊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城乡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直至2004年北京市政府投资重点才加快了向郊区转移，城乡投资比例调整到6:4。对比之下，上海在上世纪50年代对郊区的投资力度就较大，有多项重大项目安排在郊区，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除继续有重大项目安排在郊区外，还开发了浦东新区，使上海郊区城市化水平领先于北京。
6．未能充分利用首都政治、文化中心优势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这是北京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最大的优势。虽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等于这一定会制约郊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符合首都特点的经济，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做的还不够。在考虑郊区产业发展时，还有一定的盲目性，引进项目时，更多的考虑了眼前的经济效益，缺乏长远打算。
7．缺乏对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引导、帮助
实现城市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就业向非农产业转化，这需要具备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特别是在当前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农民若无一技之长，很难顺利实现就业的转化。北京郊区的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缺乏城市型技能和就业指导信息，因而缺乏竞争力，无法适应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非农就业岗位。北京市各级政府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已有一些针对农民的城市型技能的培训，但做的还很不够。
三．对策建议：
1．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高北京郊区城市化水平，首先要扩大郊区新城和乡镇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实力，应对现有产业结构及空间分布进行调整。
新城要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及城市空间布局调整的需要，疏解城区的制造业功能和部分行政管理功能，未来新城中第二产业将起支撑作用。根据上海的经验，一定要有大型骨干企业，并围绕其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这样既可以使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可以发展为其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就业领域。
导和扶持目前已有一定特色和发展基础的乡镇，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化、规模化乡镇，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增强乡镇的集聚能力和规模效益。
2．加强区域联系，在更大的范围考虑郊区城镇化的发展
京郊区城镇应将自身的发展与整个北京、京津冀地区乃至更大的区域联系起来，明确郊区城镇在北京乃至区域城镇体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城镇间的分工协作，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整合区域优势和资源，促进郊区城市化的发展。目前正值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的前期研究阶段，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已列入上述两个规划，郊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将各区县的城市化发展规划纳入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框架之中，在更大的范围考虑郊区城镇化发展。
3．促进郊区城镇的发展
加速郊区城市化进程，首先是要促进郊区城镇的发展，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企业，建立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特别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标准，强化排水、燃气、网络通讯、环境保护等弱项的建设，特别注重乡镇、新城与中心城区及周边联系的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的建设。还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要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和高质量的宜居环境以实现郊区城镇特别是新城分流人口的功能。这不仅要使郊区城镇特别是新城的教育、文化、医疗、公共卫生、住宅等设施达到相应的数量和水平，还更要使教学水平、文化娱乐层次、医疗水平的质量与市区接近。
4．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郊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
应调整现有郊区城镇发展政策，以优化发展环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吸引包括民间、集体、外资等非公经济的多元投资，参与郊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营造多种经济模式并存的经济环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上，也应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鼓励民办、外资等高水平的学校、医院落户郊区城镇。
5．充分利用首都优势推动郊区城镇化进程
地处首都圈是北京郊区城镇有别于其他地区城镇的最大特色，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促进郊区城镇化的发展。
首先，要以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推动郊区城市化进程。在新城的产业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首都特点，选择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性强、与首都的城市性质、功能吻合的产业；在乡镇的产业选择上，也要利用靠近首都市场的优势，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适于在郊区发展的的产业。
其次，要利用首都的科技优势推动郊区城镇化进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北京郊区应针对目前郊区乡镇企业中科技力量薄弱，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增加科技投入，利用中心城区科技力量强的优势，采取人才引进、技术入股、进修培训、与科研单位或大专院校合作办厂等多种方式，提高郊区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要利用北京教育、文化、卫生发达的优势，推动郊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郊区可采取招聘、合作、进修等多种方式利用北京的优质教育、文化、卫生资源，提高郊区的教学质量、文化娱乐层次和医疗卫生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郊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质量。
6．扩大新城和乡镇镇区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加速人口和产业向镇区集中，加快山区镇发展
目前北京郊区城市化水平与上海、广州差距较大，很大程度上是北京郊区城镇，特别是乡镇规模太小。为此，我们应在运用经济杠杆、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扩大镇区的经济规模与实力。从新城发展上看，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业环境、宜居环境吸引企业和人口，从而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从乡镇发展上看，要调整乡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吸引人口和产业向镇区集中，使镇区规模达到10000人以上，这样才能使乡镇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北京郊区三分之二是山区，且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加快山区镇的发展是提高北京郊区城镇化水平的关键。
7．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虽然主要受市场导向的影响，但政府并非无所作为，政府应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和干预郊区城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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