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对媒体发布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比例，根据广州市“十一五”规划，经济适用房将达到住房建设总量的17%。广州可能是在中国一级城市中最清晰发布经适房规划的城市，毫无疑问，面对不断高涨的房价，关注民生的广州市政府将是“供应冲击模式”最积极的履行者。
     实际上，打压不断奔腾房价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供应冲击模式”，另外一种就是“强人模式”。“强人模式”常常出现在人均3000美金以下的阶段，其房价上涨的推动力往往同投资型信贷有关，银行资金大量投资房地产并赚取投机收益。“强人模式”往往是靠突然性的资金回收或者在短期内密集性地提高利率来达到控制房价泡沫的目的。中国在1992-1993年就是这个情形，1992年的房地产投资总额比1991年增长117%，1993年上半年又比1992年增长115%，而且流向大多是去往别墅、酒店、度假村（一般和开发区配套）、赛马场、高尔夫球会等等，同时也拉动新建家庭住房的价格飙升，例如深圳在1991年的房价为每平米3000元，93年则接近5000元。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房价在1992年上涨了60%，全国则上涨了40%。按照房价收入比来测算当时的深圳，这可能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高的时期：大约不吃不喝20年才能购买100平米的商品房（当时深圳的住宅市场大多是政府修建的住房）。随后，在1993年7月，强人朱镕基采用急剧收紧银根的做法，让银行资金快速“归位”。中央政府的指令是，所有土地管理部门、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必须切断与房地产的关系，房价开始迅速跌落。
     但是，一旦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超越了“强人模式”支配的范围，这个模式就黯淡和失效了。或者说，因为经济发展而滋生出来的利益集团已经有足够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消除了“强人模式”生存的土壤。那么，温和的、可以被诸多（除了地产商和裙带关联阶层）利益群体所接受的方式就是“供应冲击模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证明这种手段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目前的现实几乎复制的是中国台湾地区过去的房价故事。同文同种的血脉雕刻出镜子般的对应。由于台湾地区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2300万。参考和甄别多种因素，我们可以将台湾地区同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做一个大致比较，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情形是以这三地为代表的，而台湾则在这个比较的地理范围的维度上成为前车之鉴。
     台湾地区在1973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房价上涨，台北的价格当年上涨60%，随后受到政治强人的打压，沉寂一段时间，在78-80年开始重新爆发，房价上涨一倍，不过，究其原因还在于软货币所致，整个70年代台湾的货币供应非常大，通胀势头明显（当时“伊朗门”导致的油价上涨因素）为了保值，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抬升了房价。坦率地说，在80年代以前台湾房价2次上涨的形态同中国大陆93年那次状态很接近。而真正同2004年-2007年中国内地楼市相呼应和参照的是台湾地区在1986年-1889年的那次不可思议地大规模上涨，仅仅在1988年，台北都会区的价格在这期间飙升了200%，而且，推动房价的原动力仅仅是投机和转手，而不是过去的保值冲动。
     1986年-1889年被称为台湾的“掠夺年代”。台湾经济学家林安乐认为，台湾房价在80年代后期的涨使得“凡拥有土地者即使无一技之长，无不变成资产巨富，而为这块土地流血流汗的人要想在都市购买30平方米则需几十年打拼”。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社会，无论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以及韩国等地在文化上对“住宅自有”看的很重，普通民众有着错误的心理账户：都认为住房投资是踏实的投资，而股票投资则是赌博行为。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尽管当时台湾地区的房价和收入之比高于英美，但是台湾的住房自有率却远远高于英美。残酷地说，高住房自有率的代价是令人悲痛的，是以牺牲诸多乐趣和人性异化为代价的（台湾工厂往往具有暴虐的企业文化）。另外，“入瓮”房产者大多也错失了台湾股市最黄金的年代，相反，在这一时期台湾权益市场的资金主力往往以有房阶层居多，他们套取了股市和楼市两个市场的收益，并且还将反对“政府出台公房（台湾称之为“国宅”）冲击”的角色让可怜的刚刚买到住房的工薪阶层充当，资产套利者诱导工薪阶层的“接盘者”：你们刚刚买房，如果让国宅推出则会冲击你们的利益，你们成为负资产阶层。剩下的，就是资产套利者满意地听取“接盘者”不满房价干预的怒吼。[Page]
     接受里根主义（反管制和极端自由经济）洗涤的台湾经济学家也加入资产套利者的话语圈（如薛立敏），这使得台湾在公屋供应冲击上始终力度很小（在1989年之前，始终只占整个住宅市场的4%），束手束脚，其干预程度（无论在国宅还是低息贷款）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整个80年代几乎无所作为，直到88年那次骇人听闻的价格狂飙之后，恰逢出色的农业经济学家的李登辉上台，必须承认，他在台独问题上是错误的，但是他在控制房地产泡沫方面做的不错。他展现出一种强烈干预的民生气质，起初他也尝试过提高银行准备金，压缩房地产信贷，对从事房地产生意的金融机构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打击炒房提高交易税收，但是效果非常不明显，房价依旧处于高位。直到李登辉在1990年宣布6年国建计划以及劳工住宅辅助方案。1990年房价开始温和回落，并保持长期低价。1990年—2000年，台湾房价已经跌去34%，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水平。
     台湾的故事告诉我们，打击房价最有效的方式是“供应冲击型”政策，这项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力度和态度。对于庞大的工薪阶层和普通民众来说，让他们接受楼市和股市两个市场的剥夺是一种历史之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应该维护股市，打击楼市，让利益能够均匀地流淌，而不是制造一个令人痛心的阶层。